我姓余，多余的余。
影片开头似乎就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，一个小人物，怀揣着梦想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挣脱体制的束缚，进入事业编制。然而因为时代的羁绊，自己的固执，导致两个至亲人的死去，最后自己的梦想也破灭了，忙碌了半生，到头来还是个多余的人。本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片，对案件的着墨并不多，案件像是一条线，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，制造种种冲突与矛盾，向我们展示了97年时代，体制，阶级的残酷，本片更像是一部披着犯罪外衣的历史片，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烙印。
故事发生在1997年，主人公余国伟，外号“余神探”，是工厂保卫科科长。在那个年代，人人都想进入事业编制，身为科长的余国伟也是，他不甘于自己的职位，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公安局。然而阶级的对立一次次的阻挡他前进的脚步。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雨天，小村庄里第三起杀人案发生，余国伟热情的赶到前线，擅自对犯罪现场进行拍照，比编制内的警察还认真，希望被警察局的人看到，增加对自己的好感，可体制的对立一次次的向他浇冷水，警察看不起这个小人物，当车子陷入泥潭使，也被指使着去推车，也可以看出当时阶级的对立关系。于是，余国伟暗下决心，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破案，得到认可，从而破格进入警察局。他带着自己的徒弟小刘，模拟案发现场，希望找到其中残留的线索，和遗漏的细节，刻画了了人物不服输的性格，也为后文自己的固执破案埋下了伏笔。
收音机里不时会传出最强冷空气未来几天将大举南下，整部影片的叙述不是在下雨就是阴天，添上了一层昏暗的冷色调，与当时的工业时代背景相映衬。工厂举行了表彰大会，余国伟被选为劳模上台发言，舞台上方机子出现故障，漫天棉絮飘下，宛如雪花般落下，这是余国伟人生巅峰的时刻。然而十年后他从狱中出来，再次来到表彰大会的礼堂，听到的却是老大爷说得“厂子效益不好，评劳模也不会给保卫科的”。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对于余国伟来说，这可能是他最辉煌的时刻，而在其他人眼中，这仅仅他是个小人物，并不会为大家所铭记。
又是在阴雨绵绵的下雨天，余国伟粘贴告示，布下陷阱，引出嫌疑人的出现，他们在厂区中追逐，余国伟一次次欲逼近嫌疑人，却一次次被嫌疑人挣脱，雨越下越大，冲刷着地上的痕迹。命运像注定了一般，嫌疑人逃走了，只留下了一双鞋。徒弟小刘在追逐中，不幸触电身亡，一次次的失利打击着余国伟的内心，他觉得自己已经离梦想越来越近，却又十分遥远。
97年经济体制改革，资本主义市场对集体主义与计划经济的冲击，看似朴实温饱的生活正经历着分崩离析，余国伟在此时也被迫下岗。现在留给余国伟的只剩一双鞋，这是他唯一进入体制内的希望，他决定放手一搏。他把燕子作为诱饵，想引出嫌疑人，他为燕子盘下一个理发店，这让燕子第一次觉得有了依靠的人。可当她发现余国伟只是在利用自己的时候，她绝望了，一个翻身倒入铁轨自尽了。余国伟太想证明自己了，可命运就像给他开了玩笑，先后搭上了两个亲人的命。
亲人的离去让他近乎疯狂，他绝望了，他抓着他认为的嫌疑人宋军，拖到草地上，绝望的用电筒敲打着他，他已经不管眼前的是不是真的凶手了，这是时代的束缚，这是命运的隔阂，一个小人物终究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，突破体制。在去狱中的车上，刑警老张问他，“你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啊”，可能到最后连余国伟也不知道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了，他的眼里没有了期望。
片中几处细节描写的很好，更能反映那个时代的印记。燕子的梦想是去香港开一家里理发店，那时候的香港刚刚回归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繁茂，与大陆人心涣散的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，让人们觉的只有在那里才可以生活的安稳。片中也很好的描述了当时社会的下岗现状，一道铁门，阻拦着两类人，一类人继续过着工厂的工作，拿着安稳的工资。而另一类人，他们被迫下岗，在那个年代，可以说下岗就等于没有了经济来源，一个家庭可能因此土崩瓦解。片中筒子楼里的男人杀掉了自己心爱的妻子，那都是下岗后生活的压抑与绝望所致，很符合当时那个时代压抑灰暗的气息。
结尾很戏剧性的向我们展示了嫌疑人早上当年那次追逐中，被卡车给撞死。而余国伟一直寻找的嫌疑人早已死亡，这样的安排多么的戏谑，自己苦苦追寻的，进入体制内的唯一希望，早就已经破灭了，而就是他的固执，导致自己失去亲人，又一无所得。
片名虽然叫暴雪将至，可全片仅出现两次下雪。一次是他在表彰大会上，漫天飘散的棉絮，宛如雪花一般洒落，那是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；而第二次是他十年后出狱，坐在车上，望着窗外，那一早已预警的大雪，等了十年，终于落下，也算是为他的安慰与感慨，他拿着新办的身份证，要开启新的人生。
